文化人不再远离市场调查

不搞调查的“闭门造车”跟瞎子走路有什么两样

调查，似乎历来与“文化人”无缘——社会调查是社会工作者的事，市场调查是企业界的事。目前，文化人这种“超脱”于调查之外，安居“象牙塔”的现象正在逐步被打破。

电影评论家邵牧君说，过去有的导演过于强调电影是个人艺术，拍出来的片子评论界反映很好，但观众却不愿看，在排行榜上居末位。类似这样的片子作为艺术欣赏可以，但却没有很大市场。目前这样的导演不多了，绝大部分导演懂得适应市场，但心情愉快地适应市场的导演却不多。冯小刚的电影在市场上放得很火，但一些导演和评论家却不以为然。

毕竟，一切形式的文化生产都是产品生产，那么，作为生产产品的“文化人”，怎么可以“超脱”在市场调查之外呢？文化产品，也有它的消费对象，有它被市场“看好”的程度，比如你是搞电影生产的，你搞的电影有多少观众，是不是被观众所“看好”，包括成功与失败之处，包括与国内外同类片子的差距，这些都是应该加以调查的。电视也一样，不可不搞市场调查，不然，你如何制作？又如何知道你制作的电视作品合不合观众的口味？此外，作画的、写书的、作曲的、说相声的、演小品的、主持节目的……都要到市场中去摸一摸“底”。

《雍正王朝》的总导演胡玫说，文艺作品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必须依附市场，制片人花几千万元的巨资，如果导演把戏拍砸了，不仅对不起制片人，更对不起观众，浪费了观众的时间。因此，有必要多做些市场调查，把戏拍得好看些。

瞎子走路，不是碰，就是撞。可见，不搞市场调查的文化生产是注定要摔跟斗的，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诸如一部分文艺作品所摔的“跟斗”还少吗？北京音乐厅总经理钱程说，有的交响乐团表演者就有一百多人，可卖票却不到200张。听众买你的票就相当于“投你的票”，但这样的乐团却不了解老百姓喜欢什么，老百姓自然就“不投你的票了”。现在有些文化人缺乏激情，过于麻木，创作出来的作品不贴近大众，连自己都感动不了，又怎能引起观众的共鸣？文化人应融入社会生活，没有感情的文化人很糟糕。

只有适应市场的文艺产品才能收到好的市场效果

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策划卓顺国说，每一个电影人在拍片前都必须明白自己的片子是拍给谁看？看电影的观众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北京电影界曾做过一些市场调查表明：十年前，由于民工刚进城，电影票价也很低，因而看电影的近一半是民工，那时张刚导演的一些农村喜剧片较受欢迎。而现在由于票价已上涨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因而民工已不是主体，电影观众主要是有消费能力的青年，而且文化型、恋爱型居多，根据诸如此类的许多市场调查，该公司出品了贺岁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收到了较好的市场效果，尤其是今年春节期间由冯小刚自己风险运作，国家没掏一分钱的贺岁片《不见不散》，光在北京就有一千二百万元的票房收入，而全国则高达三千多万，导演冯小刚因此尝到了甜头，收入颇丰。

市场经济的大浪，把一切文化生产和产品都推向了市场这一“大海”之中，这使得文化产品的调查引起了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的重视，并付诸实践。如某调查公司不久前就搞了一次深入、细致、详尽的“国产故事影片五城市观众的调查”，拿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数据，为电影重振雄风提供了“行情”。文化产品，由专门机构进行调查是可行的，但对“文化人”来说，则不能光凭这些，因为这样的市场调查毕竟是别人的果实，要让自己对市场有亲身的体会，掌握第一手材料，从接触市场，接触观众中感受到文字之外更多的东西，这对今后的“生产”是大有裨益的。

作家出版社副社长白冰就向记者详述了该社重视调查第一手资料的做法：“我们经常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市场调查，我们的编辑经常到新华书店、书摊去调查某本书一天能销多少本？什么样的书好销？为什么？并把这样收集到的第一手材料定期汇总。我们的发行员出差，也必须写一个市场调查报告才能报销车旅费。”白冰认为，我国目前的文艺市场热点频繁转换，要了解读者需求，除了需要诸如到大学去作市场调查、到中小学校去举办活动等等之外，还需要每月进行市场信息的综合分析，并且每次选题都需要进行市场论证，不仅分析现实市场，还有潜在市场的分析——哪些书下一步会热销？热销到什么程度？畅销时间能有多长？比如现正在热销的余秋雨《霜冷长河》就是从市场调查得来的，当时该社王素丽编辑到上海出差，发现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虽已经出版好几年了，但书店还在热销之中，可见这种“智者散文”还在受读者欢迎，于是他们紧紧盯住了余秋雨新的散文集。又如根据市场调查，该社发现一些引导学习理念的书籍受欢迎，于是就出版了“托尼·巴赞智力丛书”，现在该丛书市场销量也不错。

适应市场并不意味着迎合市场

作曲家徐沛东认为，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放下清高去架子适应市场是对的，否则文化商品就得不到推销，但一些签约歌手却一味迎合市场，以为一些甜蜜情歌之类的一定受欢迎，缺乏独创性，作品雷同，制作出来后却撞得头破血流。一位电影局的领导也说，现在有的省市电影发行人一味迎合所谓的“外国大片”，其实美国片子也不是每部都是《泰坦尼克号》。

谈到迎合市场，钱程也深有感触：“每年北京音乐厅都要做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有时持续一个月，有的市场调查分析出来的资料也不能完全相信与依赖，去年我明明知道做《泰坦尼克号》的音乐会一定赚钱，但我没做，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要做的路子。我要做的是像‘唐宋诗词朗诵会’这样能融入大众民族情感的作品，结果我们尝到了甜头，票卖得特别火，有人开玩笑说，连站票都卖完了，要卖‘挂票’才行。像这种既高雅又有市场的东西我还要再做下去，比如今年6月上旬我们音乐厅就将举办纪念普希金诞辰200周年诗歌音乐会，8月份我们还将邀请十几位作曲家到敦煌去体验生活，做一个交响乐的敦煌，把敦煌的绘画形象用音乐形象表现出来。”